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汉族，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都城（今山东曲阜）东南的陬邑。鲁国是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周公的封地，由于周公为周王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鲁国成为当时唯一可用天子礼仪祭祀天地祖先的诸侯国，这使得鲁国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都是东部地区一个人文荟萃的文化中心，享有“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的美誉。孔子正是在这种“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风习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然而孔子的先祖却是宋国的贵族。他的父亲叔梁纥即孔纥，在鲁襄公时充当鲁国大贵族孟献子属下的武士，立过战功，被封为陬邑的大夫，人称陬人纥。母亲姓颜，名征在，生于贫家。传说叔梁纥生孔子时已七十岁，颜征在才十七岁。不幸的是，孔子出生两三年后，叔梁纥就去世了，家道再次中落。由于失去了生活的依靠，颜征在带着三岁的孔子离开陬邑，迁居到鲁国都城内的阙里。迁居阙里后，孤儿寡母生计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孔子十六七岁时，他的母亲颜征在又不幸去世了。

　　孔子十九岁时娶妻亓官氏，不久后生下儿子孔鲤（字伯鱼）。为了生计，孔子投入当时鲁国权贵季氏的门下，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账目）和“乘田”（管理放牧）之类的小吏。大约在二十岁之后，孔子还从事过“丧祝”的职业。丧祝是一种以相礼助丧为业的民间术士，在别人举行丧祭之礼时，协助主持丧祭的仪式。孔子晚年回忆自己的生活时，曾经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所谓“丧事不敢不勉”，大概就是对这种经历的一种回顾吧。

　　　虽然自幼贫寒，但是鲁国浓郁的礼乐文化氛围的熏陶和母亲的教导，使孔子从小就十分好学上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可见，孔子很小的时候就热衷于学习礼仪。稍长之后，在母亲的支持下，孔子还于农闲时节到当地的“乡校”学习。“乡校”是由地方办的专供平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实用技能的平民学校，一般都在夏历每年十月秋收之后举办。孔子在乡校中初步学习了“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获得了初步的文化能力，同时也开始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大约到十五岁时，这种乡校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学习追求，但是又没有资格进入贵族官学接受系统的教育，所以只能立志自学。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正是这种志向的表露。自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礼、乐、《诗》、《书》等高层次的文化知识上，这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学问。

　　这时的孔子，已经树立了步入上层社会的人生目标。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鲁国执政大夫季武子举行招待士（“飨士”）的宴会，当时孔子刚刚丧母，就身着孝服贸然赴会，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拦在门口，轻蔑地对他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史记•孔子世家》，以下只注篇名）这个遭遇对孔子而言是一次不小的刺激，它进一步激发了他发愤自学、自立的志向。

　　孔子更加勤奋地学习各种礼乐文化知识。由于条件受限，他无法得到可资学习的典籍，只能以多看多问的方式来获取知识。他常常到鲁国太庙观看各种庆典、祭祀的礼仪活动，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人请教，以致招来别人的非议。有人说：“孰谓鄹（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意思是说，谁说那个陬人（叔梁纥）的儿子懂得礼?他进到太庙里面，总是问这问那。孔子听后不以为然地说，不懂就问，这才是真正的礼（《八佾》）。

　　孔子正是抱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公冶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的信条，在青少年时代的求学之路上勤学好问，不断求索，终于在步入三十岁的“而立之年”后学有所成的。曾有人认为孔子的学识不是学来的，而是天生的。孔子则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张》）此后，孔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一切，推动着孔子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那就是创办私学，收徒讲学。

　　孔子最初设教讲学，学生只有少数几个人。最早拜师投入门下的几个弟子为：颜路（字路，又名无繇、季路），曾点（字子晰，也称曾晰），冉耕（字伯牛），秦商（字子丕、丕慈），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但是，由于孔子实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办学方针，同时在教学中注中启发诱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三四年，不仅吸引了民间学生，而且引起了贵族的注意。鲁昭公七年（前535），鲁国大夫孟僖子陪鲁昭公访问楚国，因不懂礼而大出洋相，他非常惭愧，回国后便到处向人学礼，并且开始注意到办学成名的孔子。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孟僖子临终时，召集自己的属下立下遗嘱，以孔子为圣人之后，要求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叔敬在他死后师事孔子，学好礼，以稳固自己的世袭地位。

　　这一年，孔子三十四岁。由于孟僖子的大力推荐，以及他的继承人孟懿子和南宫叔敬遵命拜孔子为师，孔子立即名声大振，在上层贵族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从而为他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巩固和以后从政活动开辟了道路。不久，孔子即获得鲁昭公的支持，并资以车马仆役，由南宫叔敬陪同前往京师雒邑“问礼”。在参观京师期间，孔子着重对这里的礼制、文物、典籍进行了考察。《孔子家语•观周篇》称孔子在京“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指的就是考察礼制而言。据说孔子在京期间还问礼于先秦道家学派创始人、当时担任东周守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博物馆负责人）的老聃，问乐于以天文、音乐著称的周大夫苌弘。这些活动无疑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孔子的礼乐文化修养。

　　然而，正当孔子踌躇满志地从雒邑回到鲁国的时候，鲁国高层却出现了鲁昭公同以季氏为首的当权贵族“三桓”集团的关系濒临决裂的政治危机，这对于孔子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影响。

　　三桓指的是孟孙氏（也称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王室贵族，因为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称为“三桓”。这三家贵族在鲁国长期的立君立族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自鲁宣公时起，便轮流担任执政，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其中以季氏的权势最大。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季氏当权者季武子打破周初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规定，把鲁国原来的上下两军改编为上、中、下三军，由三家大夫各率一军。这样，原来由国君掌握的政权力量就被三家实际控制，即史称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鲁昭公四年（前538），三桓又开始对鲁国进行第二次瓜分，撤去中军，把上下军分为四股，季氏季武子占取其二，孟孙氏、叔孙氏各取其一。于是，鲁国大权尽归季氏，公室衰落，君权式微。此后季氏在鲁的行为日益嚣张，居然僭礼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之舞祭祖（一佾为一行八人，八佾即八行六十四人的舞队。周礼国君祭祀用六佾，大夫祭祀只能用四佾），孔子对这种严重违礼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紧接着，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岁，刚从雒邑问礼归来），鲁国又发生“斗鸡之变”。这是一次因斗鸡游戏引发的以睩昭伯、藏昭伯、季公亥等几个权贵与当权者季平子之间的权力之争。鲁昭公父子也牵扯其中，并试图联合睩昭伯、藏昭伯、季公亥等除去把持国政的季氏（季平子），结果反被“三桓”联合打败，昭公被迫逃亡齐国。这样，一方面因为鲁乱干扰了孔子的办学，另一方面也出于对“三桓”非礼的反感，不久，孔子带着弟子离开鲁国逃往齐国。他在齐国投靠到齐君宠臣高昭子门下，通过高氏的介绍和引见，得以结识齐国的一些卿大夫，与他们有所交往，并由此扩大了在齐国的影响，提高了声誉。经高昭子推荐，孔子还见到齐景公，并受到赏识。齐景公一度“欲以泥睪田封孔子”，因为晏婴反对而作罢。后因“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世家》），孔子不得不结束了在齐国的游历，于鲁昭公二十七年回到鲁国。在齐国期间，孔子继续抓住机会考察学习礼乐，曾赴杞国考察夏礼，还接触和学习了齐乐，留下了“与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同上）的美谈。

　　孔子回到鲁国后，继续办学。这十年间，是孔子思想逐步发展并趋于成熟的重要时期。其间，鲁国的政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昭公三十二年（510），鲁昭公在流亡过程中死了。季平子立鲁定公。鲁定公五年（前505），季平子也死了。这时季氏豢养的家臣阳虎、公山不狃等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把持了“三桓”的家政和军事力量，合谋控制继任鲁国执政的主君季桓子，进而通过主君操纵国政，形成所谓的“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于是“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同上）。面对阳虎在鲁国的颐指气使，孔子无力济世，只能与之保持距离，“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同上）。但是阳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积极笼络人才以为己用，曾多次表示要见孔子，孔子却一避再避。《阳货》记录了孔子与阳货（即阳虎）的一次颇具戏剧性的巧遇。在受到阳虎对其不识时务、空怀“仁”“知”的一番嘲笑后，孔子说，“诺，吾将仕”。可能正是因为小人的嘲笑，再次激发了孔子出仕的君子之志。当然，孔子不屑与阳虎为伍，他还要等待时机。

　　鲁定公八年（前502，孔子五十岁），阳虎集团加紧了取代“三桓”的步伐。是年冬天，阳虎在蒲圃设享礼招待季桓子，实际是设下圈套想除去季桓子。季桓子在赴蒲圃途中觉察出事情有诈，于是中途脱逃到孟孙氏家中，联合孟孙氏，终于打败阳虎。迫使阳虎最终逃到晋国。

阳虎的失败，为孔子造就了出仕的机缘。定公九年（前501），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县一级的行政长官），上任一年，政绩显著，四方都向他学习。次年被任命为司空，其后又升为鲁国大司寇，成为执掌全国治安、司法的官员。在任三年，注重思想教化，从根本上使人自觉守法，收到了良好的治安效果，同样政声远播。

　　孔子在担任大司寇期间，最光彩的一页则是在鲁、齐两君的“夹谷之会”上为鲁国赢得了外交胜利。鲁定公十年（前500），鲁齐两国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商定在两国边境的夹谷举行两国国君的盟会。这是一次事关重大的外交活动，两国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由于孔子熟知礼仪，而且可能也因为他与齐国君臣有过交往，所以，被任命以相礼的重要职务，陪同鲁君赴会。在会盟过程中，齐国执事者以献“四方之乐”为名，组织一批莱人持旗旄矛戟鼓噪而至，企图在混乱之中劫持鲁定公。孔子见状挺身而出，一面保护鲁定公，一面指责齐景公失礼。周礼是诸侯的行为准则，失礼即成为丑闻。景公见势不妙，当即承认错误，挥退众人。齐人不肯就此罢休，在盟誓的时候又提出，如果齐国有事出兵，鲁国必须派三百乘兵车相从，否则就是违背盟誓。孔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齐国必须归还因阳虎之乱而被齐国占领的汶阳之田，否则也是违背盟誓。就这样，孔子利用周礼和自己的勇敢机智，顶住了强齐的外交攻势，为鲁国争得了荣誉和利益，圆满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

 

　　夹谷之会后，孔子进一步得到了信用，甚至“摄行相事”，“与闻国政”，即代理鲁相国之职参与处理国政。孔子由此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弟子子路也做了季氏宰，成为季桓子的家臣首领。其间，孔子与以季氏为首的“三桓”也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正所谓“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公羊传•定公十年》何休注）。

　　但是，不久发生的著名的“堕三都”事件，毁了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前途。三都即睩、费、睵三个城堡，是分属“三桓”家族的三个采邑的中心。阳虎事件已经充分暴露，“三桓”豢养家臣经营采邑、发展武装，不仅自受其害，而且也造就了“陪臣执国命”的温床。因此孔子建议，应该拆毁这三个据点，以绝后患。孔子这个建议表面上是对付家臣的，但是深层用意则是一箭双雕，连“三桓”一起打击，实现他“张公室抑私家”的主张。由于这个建议正中季氏要消除心腹之患的隐衷，所以开始时“三桓”都积极支持，马上付诸实施。堕三都的行动由充当季氏宰的子路指挥，前两步堕睩和费，虽经周折但最终完成。到了第三步，轮到孟孙氏的睵邑，孟懿子却在家臣的提醒下意识到“无睵，是无孟氏也”（《左传•定公十二年》），因而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抵制堕睵。最终，孔子和鲁定公亲征都败于睵城之下，“堕三都”的计划最终功败垂成，不了了之。此时，季孙氏和叔孙氏从孟孙氏的举动上显然已经意识到孔子堕三都背后“张公室抑私家”的深层用心，而且更为微妙的是，孔子的“堕三都”计划最终恰恰是没能“堕”掉他自己的弟子孟懿子的“都”，这必然使他们对孔子产生了更复杂的疑忌之心。这样，孔子事实上同时不见容于“三桓”了，被冷落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而恰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季桓子接受齐国送来的歌舞伎，三天都不上朝理事；另一件是鲁国举行祭祀礼，孔子参加陪祭，季桓子又不按规矩送他祭肉。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已经无法在鲁国再待下去了。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五十五岁的孔子怀着惆怅的心情，离开故国，开始了长达十三年周游列国的人生旅程。

周游六国　整理六经

　　孔子第一站来到卫国国都帝丘。卫灵公表面上对孔丘礼遇有加，给予孔子与在鲁时同样多的俸禄，但内心对这位异国来客并不信任。这样，孔子俸禄虽丰，却不得参与政事，因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使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并派人公开监视他的行动。孔子只好于当年冬天，带领弟子离开卫都。

　　但是未出卫境，在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时，孔子一行忽然遭到匡人的包围。原来弟子颜刻（一说为颜渊）为孔子驾车经过匡城时，举鞭指着匡城一个缺口说，自己从前曾跟阳虎由此攻入城内。这话不巧被匡人听见，又见孔子形容类似阳虎，于是报告邑宰、带兵将孔子一行围困拘禁达五日之久，最后求助于卫国贵族宁武子才被放行。由匡逃出后，孔子一行又经过卫国蒲地，恰巧卫国贵族公叔氏在这里发动叛乱，孔子与众弟子又被蒲人扣留。孔子与蒲人讲和后，又回到卫都帝丘。

　　鲁哀公二年（前493），在卫国居留四年的孔子因为长期不被重用，终于离开卫国，再次踏上了寻访明君贤主、求仕行道的漫漫求索之路。子路这时已经担任蒲宰，也放弃职位，继续追随孔子。这次的目的地是陈国。

　　在去陈国的途中，孔子经过祖籍宋国，有过短暂的盘桓，拜见过宋景公，但不仅没有受到重视，还因为讥评宋司马桓睭劳民伤财，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只得连夜逃走。然后经郑国，于鲁哀公三年四月到达陈国（河南淮阳县境）。陈?公对孔子渊博的学识非常敬佩，待之以上宾之礼。但在陈国，孔子也只能从事一些文化活动，政治抱负还是不得实行。鲁哀公六年（前489），吴国兴兵伐陈，陈国面临战乱，不能久留。孔子因为听说楚昭王有聘请他的意思，而且也很赞赏楚昭王不祭祀河神的行为，于是带领弟子离开陈国，南渡颍水，前往楚国。然而，由于楚昭王去世，新立楚惠王只是赞许孔子之德行，却无聘任之用意，孔子在楚从政的希望破灭了。

　　鲁哀公九年（前486），仕楚无望的孔子离开楚境，重返卫国，于次年回到卫都帝丘。初返卫国时，面对新君卫出公，孔子仍曾想一展抱负，但终无所成。在此期间，他对礼乐作过很多研究。《礼记•檀弓》记录的孔子在卫的很多言论都是关于礼的，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不久，孔子得知妻子亓官氏病故，儿子伯鱼身体不佳，这令孔子无限感伤并更加怀念故土。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的弟子冉求在鲁国和齐国的清（今山东长清东南）之战中立下战功，受到季康子重用。季康子问他是怎么学会打仗的，他归功于老师，

　　说“学之于孔子”，并趁机建议季康子召回孔子。季康子于是遣使带重礼来到卫都帝丘，召请孔子师徒回归鲁国。孔子终于在六十八岁的垂暮之年回到鲁国。

　　孔子在各国游历十三年，虽然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这十三年的漫游历程，却使孔子广泛地接触到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实际情况。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孔子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空谈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实践精神的思想者。十三年中所到之地，在文化上都具有不同特性，而且无论是在草野之间还是在庙堂之上，到处都闪烁着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思想火花，这些无疑都极大的开阔了孔子的文化和思维视野，令他能够广采博收，集百家之长，以为己用。可以说，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最终成熟，正是在这十三年间完成的。而且，在十三年的游历中，孔子所到之处，都广收门徒，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极大的提高了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也是孔子身后之所以能被广为尊崇、他所代表的儒家学派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子六十八岁返回鲁国，到七十三岁去世，在故乡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五年。这时，由于他已经具有了很高的名望，所以被鲁国君臣礼尊为“国老”。这五年间，孔子一方面以“国老”的身份咨政，与鲁国君臣及任职的弟子谈论为政之道，对国政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反对季康子实行田赋和以诸侯礼祭泰山等等，但有些意见不一定受到真正的重视。另一方面，他还进一步发展了的自己的教育事业。《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些弟子中除了一小部分是以前三十余年所收的弟子，更多的恐怕还是在享有盛名的晚年招收的，可见其办学规模之大。第三方面，孔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其成果就是被尊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六经”。

　　这五年也是孔子的生命逐渐走向衰微的五年。在他归国一年前，他的妻子亓官氏去世。大约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孔子七十岁时，他的独生子孔鲤死了。次年，他最钟爱的弟子颜回也死了。他悲恸得老泪纵横，连呼：“天丧予!天丧予!”。又一年，另一个得意门生子路也在卫国宫廷政变中惨死。令孔子感觉不祥的征兆也出现了。鲁哀公十六年，正当孔子在修《春秋》时，一头奇怪的野兽被人猎获，据说是麟。麟是仁兽，在不该出来的时候出来并被猎获，孔子认为这意味着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叹息说：“吾道穷矣。”于是记下“西狩获麟”之后，就罢笔不再修春秋，世称“获麟绝笔”。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一连串的打击和强烈的暮年之感终于使孔子病倒了，在“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的哀叹中，孔子走完了自己七十三岁的人生旅程，闭上了双眼—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

仁学思想　礼治规范

　　孔子作为先秦百家争鸣时代最杰出的思想者之一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巨人，留给后世的思想文化财富是极其巨大而丰富的。

 

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最集中地体现在《论语》这部语录体的散文著作中。《论语》并不是孔子自作，而是在他死后，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相继纂录而成，以记录孔子的言论为主要内容，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初年。虽然《论语》所记的言论相对于孔子一生而言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只是一些零散无序的片段，但是由于它从各个角度记录了孔子不同时期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所以完全能体现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概要，因而成为后世儒家学派最为重要的经典，也成为传统社会历朝历代从草野平民到帝王将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圭臬，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代表著作之一。

　　孔子的思想体系极其庞杂。它包含哲学、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观点和学说，而彼此之间又融合交织，自成一体，可以说博大精深。但是概而言之，“礼”与“仁”的观念以及在这二者的统一中建构起来的一整套仁学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礼”在孔子的言论中作为一个单字出现，往往代表礼乐，也就是礼乐制度和礼乐观念，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同时，孔子所说的“礼”，往往指的是周礼，也就是周族从父系家长制时代以来在原始巫术和祭祀活动及族群关系中逐步形成的典章、制度、习俗和仪式，是周人的习惯法和道德律。周朝建立以后，周公参考夏礼、商礼对周礼进行了一番改造和完善（即所谓“制礼作乐”），并加以推广，使之成为一套用以规范天人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具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的统治法则。孔子自幼生活在周文化风习浓郁的鲁国，对周礼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尊崇之心，因而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他痛感于东周以来列国纷乱、“民散久矣”、“民恶其上”这样一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因而把恢复礼制作为自己的责任和追求。

　　孔子所维护的礼包含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是“尊尊”，就是在区分人的等级的基础上，保持位卑者对位尊者的尊崇和服从。尊尊首先是要尊君。他主张“事君尽礼”（同上）、“事君，能致其身”（《学而》），就是说要按礼的法则来侍奉君主，并能为之献身。第二是“亲亲”，也就是对亲族的爱，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其中孔子更加强调的是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弟对兄的恭顺，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因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即父子互为对方向外人隐瞒过错也可以说是正直，就是因为它符合“亲亲”的原则。尊尊体现的是等级制的原则，而亲亲体现的则是宗法制的原则。为了维护这样的原则，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主张，也就是用一个人的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去要求他，使其言行与名分相符。他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同上）。而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也就是要求以君臣父子之名，正君臣父子之实。

　　从对礼制的维护来看，孔子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礼对于孔子而言只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孔子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核心观念是“仁”，也就是一种内在的要求和精神品格。孔子思想的意义正是在于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以“仁”的内在要求来解释“礼”的外在规范，从而建构起一整套仁学思想体系。

　　“仁”在孔子的言论中有多处不同的解释，也就决定了“仁”是一个包括不同层面含义的概念的有机体。孔子的弟子曾经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同上），还主张“泛爱众”（《学而》），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可见，从这层意义上讲仁就是对他人的爱，对所有人的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有的品格；但是“仁”又并不是如墨家所言的“兼爱”和西方观念中的“博爱”，而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心理情感基础上的有差等的爱，也就是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这就使得孔子的“仁”的观念体现出一种极强的实践理性精神。在此基础之上，孔子还将仁与礼相结合，由此界定出仁的另一个层面的含义，那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意思是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就是仁。而具体的做法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又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不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是出于人格的觉悟去践行礼。由此，孔子就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①。这样，孔子就把仁的概念提升到本体论的范畴，以此来解释礼的正当性，从而将仁与礼高度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他仁学的思想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孔子对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形成的礼制中那种浓郁的天命鬼神观念采取“敬而远之”、“存而不论”态度，因此在他的仁学思想体系中，礼所包含的种种超人或非人的因素无疑被极大的消解掉，而由仁所规定的那种可贵的“民本”和“人道”的精神却得到了强烈的彰显。

　　孔子以其仁学精神来观照政治，就形成了他的仁政德治思想。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从仁的观念出发来对待百姓，关心和爱护百姓，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等等。而最重要的原则是应以德政来取代苛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也就是说，以德政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被众星拱卫一样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他还对比两种不同的治民方法所导致的两种不同的效果：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同上）；一种则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同上）。也就是说，如果以政令和惩罚的办法来规范百姓，他们虽然一时免于刑罚，却没有基本的道德意识，一旦失去外在的约束，就会犯罪；而以道德和礼教来规范他们，老百姓不仅会有道德意识，而且人心归服。所以，孔子非常重视教化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曾经教导冉有说，如果老百姓人口众多（“庶”），就应该让他们富裕（“富”）起来，富裕起来了就应该对他们进行教（“教”）。正是在这种庶、富、教的追求中，孔子建立起他“大同”和“小康”的政治理想。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也形成了他的伦理思想。孔子以仁来统摄礼，其实质是要以内在的道德自觉来达到外在的伦理和谐。所以，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从实践理性的原则出发，在爱有差等的基本观念上建构起来的。由此，他提出了孝、悌、忠、信、恭、敬、智（知）、勇、宽、惠、温、良、俭、让、知耻等一系列的道德行为准则，并强调义利之辨，来规范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在此基础之上，孔子还提出“君子”的人格追求。他认为君子不仅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有完美的道德品质，要明辨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究忠恕（“尽己为人和推己及人”），智勇兼备，等等。

　　中庸思想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仁与礼是孔子的原则，而中庸则是孔子把这些原则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法论。所谓“中”，指中正与中和；所谓“庸”，即是用，即是常。因此，中庸也就是把中正与中和当做常道加以运用。首先，中庸要求处理任何事情都能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允执其中”、“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舜善用中庸，能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其次，中庸还提倡“和而不同”，也就是要让矛盾对立面既妥善地加以调和、融通，互相补充，又能保持彼此的差异性。孔子反对完全取消差异性的“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中庸思想不同于毫无原则的庸俗的折衷主义，它是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一部分，是孔子智慧的重要体现。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也是博大精深的。他推动先秦时代学术下移的潮流，办私学四十余年，“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教育思想理论。首先，孔子把培养理想的君子人格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也就是说，只有在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两方面协调发展，才能达到理想的君子人格。为了造就理想的君子人格，孔子推行文、行、忠、信四教，也就是四个方面的教学内容，作为培养品学兼优人才的保证。其二，践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孔子十分重视后天环境对人成长所起的作用，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因此，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人人应受教育，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得以完善和发展。孔门弟子三千，出身不同，其“类”可以说十分庞杂，孔子却都收而教之。但是同时，孔子又主张“因材施教”（朱熹语），注重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给以有针对性的培养。所以他的弟子们虽同受文、行、忠、信四教，都是身通六艺，但却又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方面（即“四科”）各有所长，可以说都得益于“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其三，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注重使用诱导和启发的教学方法，以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颜回曾经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罕》），孔子自己则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一以三隅返，则不复也”（《述而》），意思是要让受教者先感受到学习的困难，在他想了但想不通，要说又说不出的时候，再给以启发和指点，最终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其四，言教与身教并重。孔子教育学生，不仅注重言教，而且注重身教。在与弟子患难与共的长期相处中，孔子所掌握的多种多样的实用技能，渊深的学识和文化修养，谦恭和善的处世之道，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都展现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人格力量，带给弟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子贡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弟子们一生追随孔子并努力实现他的主张和理想，都是孔子言教与身教并重的结果。此外，孔子在长期教学和相处中，还与弟子结成了一种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老师理所当然地教育弟子，弟子也可以毫无避讳地指出老师的缺点。仅《论语》所记，子路就曾多次对老师提出批评，有时甚至很尖锐，孔子虽有辩解，却从不恼火。这种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孔子还是一位伟大的文献整理专家。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由于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造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混乱局面。很多自上古以来流传的文献资料或残缺不全，或散佚不存。这样孔子在对礼乐的考察和研究中就深感“文献不足”，在教学过程中也深感缺乏完善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开始（主要是在晚年）对三代以来的所流传的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其中主要是对“六艺”的整理。“六艺”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艺；一种则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典籍。孔子所整理的是后者。他在教学之余的时间里，对“六艺”进行认真了搜集、校定和编次，历时数年，终于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新“六艺”，被后学奉为儒家经典，尊之为“六经”（后《乐》经佚失，故又称为“五经”）。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是孔子为整个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作出的卓越贡献。

       创立儒学　传承文明

　　孔子生前并不得志，其道不行；身后虽备受殊荣，也时遭诋毁。一方面，孔子被历代后学和历朝帝王尊为“圣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乃至奉若神明，追封加谥，祭祀以时；孔子生前的宅第变为庙堂，不断扩建，孔子的后人也被赐以特权，累世不绝。另一方面，对孔子的质疑、批判和诋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先秦以来的道、墨、法三家的批判，到东汉王充的质疑，到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嘲骂，到明代李贽的非议，到太平天国的丑化，直到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得不从策略上以矫枉过正的激烈方式来批判孔子，以达唤起民众、更新思想直至最后改造社会的诉求。两千多年来，孔子及孔学似乎总是处在各个时期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中心。

　　然而，上述情形下的孔子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真实的孔子本身，而是被误会、曲解和偶像化的孔子，并不是孔子在后世产生影响的真正体现。要准确把握孔子对后世的影响，就应该把孔子还原为一个思想的探索者和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巨人。

　　作为一个思想的探索者，孔子最大的影响是开启和创立了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到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到清代新经学，一直到现代新儒家，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学派的理论学说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绵延最长久、体系最庞大、对社会历史结构的作用力最深广的一大学派。

　　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孔子及其思想则对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孔子的思想和主张，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到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安排自己的生活、处理各种事务、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最终积淀和转化为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正是以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为作为坚实的内核才得以形成。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几千年来之所以历经各种内忧外患而始终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所催生出来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

　　孔子也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自汉唐以来，儒家典籍就渐次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伦理和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孔子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孔子及其思想也随之越过重洋，传入西方，并在西方产生广泛的影响。德、英、法等国的一些学者和思想家，如莱布尼兹、沃尔夫、伏尔泰、歌德、拜伦等都曾赞誉过孔子的思想和学说。进入20世纪，孔子及其思想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注意。1988年，巴黎全世界诺贝乐奖金获得者会议上宣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