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湖湘文化的渊源，人们总要提到这样一个名字——屈原，这位被人们万世敬仰的伟大诗人、政治家及思想家，其渊博的学识对湖南和中国的文化历史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约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在楚国的贵族世家。这一年是寅年，在我国的古代历算中，以“人生于寅”为吉祥，因此他的父亲为他取了个吉祥名字：名“平”字“原”。“平”是“平正的意见”，“原”象征着广袤的大地。屈原勤奋好学，年青时其学识就出类拔萃，受到楚怀王的赏识，被封为“左徒”。在职时，他以楚的兴亡为己任，积极要求改革内政，变法图强，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以共抗强秦。然而，屈原的一系列主张却遭到楚国许多贵族大臣的嫉恨。楚怀王听信挑唆，撤消了屈原的左徒职务，将他贬为负责管理王族三姓子弟的闲职“三闾大夫”。约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被秦劫持，3年后死于咸阳。继位的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言，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湖南。

　　屈原在悲愤中渡过长江，涉水洞庭，徘徊于湘水、沅水流域，开始了艰难的流放生涯。这里到处布满深谷莽林，是一片荒僻之地。屈原走着崎岖曲折的小路，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他曾在诗辞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险恶处境（译文）：“林中幽深昏暗，本是猿猴的住处，山岭高耸陡峭，挡住了阳光；山下黑沉沉的，经常下雨，到冬天大雪纷扬一望无边，云气弥漫，天地相连。”

　　在恶劣的环境下，屈原的忧国忧民之心没有丝毫动揺，他表示“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余将壹道而不豫兮”，即自己决不改变志向随从流俗，仍将遵循正道一如初心。他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满腔赤诚，写道（译文）：“啊，我在向四方远望，要几时才能再回故乡？飞鸟一定要归巢，狐死头向着山岗。我无罪而遭流窜，日日夜夜心中不忘。”

　　 流放湖湘是屈原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但对湖湘文化的原道发端，却是大幸，湖南人民有幸接纳了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在湖南流放期间，屈原创作了《离骚》、《九歌》、《渔父》、《怀沙》等不朽的楚辞诗篇。

　　《离骚》是屈原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充分展示出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美好社会追求，抒发出作者强烈的爱国爱民激情和崇高纯洁的品质。在艰险的处境中，他对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深切的忧愤与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作者幻想渡过沅水和湘水，到九嶷山去向舜帝陈诉，以求得到教诲；离开舜帝后，诗人又驾起玉龙，坐上彩凤，乘着清风，向上天进发，当抵达一座神山时已是黄昏了，他不禁又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在这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意境中，凸现出诗人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

　　《九歌》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包括歌辞、音乐、舞蹈，只有一首《国殇》是赞颂阵亡将士的歌。祭歌唱颂的对象大都是日神、云神、山神、水神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神祗。这些祭歌用清新的歌辞、铿锵的音调把楚国的秀丽山川和那些自然神祗融为一体，构成了优美的神话剧。其中湘君、湘夫人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故事悲怨缠绵，如泣如诉，具有浓厚的湖湘文化地方色彩，反映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的民俗与传说。而“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句子，更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古代洞庭湖的美丽秋景，令人神往。

　　当屈原流浪于湖湘大地，写出一系列耀眼的诗篇时，楚国的形势日益恶化。公元前278年，秦国军队攻下郢都，楚军四散溃逃，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忧国忧民的屈原感到深深的绝望，因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自己的政治理想已无法实现，屈原来到湘水之滨的长沙，准备把这里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之地。他选择楚地长沙以死殉国并不是偶然的，在楚国的发展历史上，长沙起过重要的作用。楚国的祖先熊绎受封时最先居住在大江以北的丹阳（今湖北秭归，即屈原的故乡），以后开拓疆土来到长沙，春秋之后才正式定都于郢。所以，长沙是楚国祖先生息过的地方，是楚王族的发祥地之一。

　　屈原在长沙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怀沙”就是怀念长沙，怀念故国的意思。屈原在这篇作品中，悲愤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并向世人表达了以死殉国的决心。他在辞中回顾了自己始终奉行的品德和节操，大意是：“我扪心自问，一直献尽忠心，蒙受冤屈仍然克制自己；即使将方的削成圆的，但这永恒的法则不会丢弃。有始无终，背叛志向，这种行径君子最为鄙夷；依照规矩办事，先前的计划不能随心更易。”这些肺腑之言，表现了诗人光明磊落的心胸和高尚正直、信守不渝的情操。在辞的最后，屈原再次申述自己对舍生求死的认识，他庄严宣告：“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自知死不可辞，就不再爱惜生命；明白地告诉仁人志士们，我将以他们为榜样）。公元前278年夏历五月初五，屈原自沉于长沙东北的汩罗江，以死来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时年62岁。

　　屈原虽然死了，但精神却永存世间。人民缅怀伟人的高风亮节，三湘大地到处流传着有关他的传说，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风习更是遍及全国乃至东南亚。韩国人不知羞耻地将端午习俗向联合国成功申报为他们祖先创造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一些所谓的“汉学大家”竞击掌赞同，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

　　他写的《离骚》、《九歌》等诗篇，以丰富的想象、炽烈的激情、瑰丽的辞语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成为新文体——楚辞的奠基之作和最高典范。汉代刘勰推崇为：“气往烁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唐代李白赞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思是说楚王那些奢华的宫殿建筑早已埋没地下，而屈原的作品就像日月那样永远高悬空中闪烁着光芒。屈原一生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关心人民疾苦，为追求美好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精神受到人们的敬仰与赞颂。

　　屈原最后的生命历程是在湖南度过的，或许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可与日月争辉的伟人，是与潇湘山水的陶冶和启发分不开的，而湖湘文化也比其他区域文化更深刻地受到这位诗人的永恒影响。1949年12月，毛泽东曾与著名汉学家费德林谈论屈原，为后人留下一段令人深思的对话：

　　费德林说：“据中国文学史上说，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毛泽东说：“哦，这是你喜欢的题材啦。不过这个问题谈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啰。对，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不过现在的人就未必啰，他们不一定理解屈原的伟大功绩。”

　　费德林说：“我想，由于乡土关系，同乡人哪怕隔了许多代，对屈原有一种直接的感受，他们对诗人的评价就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说：“可是，家乡人对屈原的纪念是很微不足道的。何况诗人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他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费德林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毛泽东说：“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毛泽东说：“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地方—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费德林说：“现在我们苏联读者也能看懂屈原的诗了。我们知道，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的真情。他的《离骚》向我们说明，有了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诗来，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毛泽东说：“是啊，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

　　费德林说：“屈原忧天下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老百姓爱戴他，崇拜他，这也算是一种个人崇拜吧……”

　　毛泽东说：“是啊，这种崇拜不是屈原自己制造的，而是爱戴他的老百姓自发产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现在，难道能怪他吗？我们不能为别人负责，老百姓树立他们所需要的权威和偶像，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能对此负责。我不认为这是他的错……”

　　千百年来，屈原高洁的道德节操，以死殉自己理想的行为成为湖湘文化的发端之魂；屈原歌辞那瑰丽浪漫、灵动激越的艺术风格成为湖湘文化的艺术特征之一。从古至今，一直赢得湖湘人士无穷的仰慕与不尽的效仿。每年在湖湘大地上举行的龙舟竞渡活动是那样的热烈和虔诚，真切反映出这位诗人安息之地的湖南人民对他的永久怀念。

　　千百年来，对屈原思想的研究评论和歌颂屈原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我认为，最精辟的当属毛泽东的诗词：七绝·屈原。读者诸君，您们认为呢？